1990年，我借了500块钱。
这事搁现在说起来轻巧，可在当年，500块差不多是我在县城水泥厂搬半年砖的工资。借条是写给我二叔的，红纸黑字，画了押，承诺三个月内还清，利息按银行定期算。二叔把钱点给我的时候，两只手在钞票上摩挲了好一会儿，那几张十块五块的票子被他搓得哗哗响，像秋天的杨树叶。
“建平，你确定要干这个？”二叔问我。
我点头，点得很用力。那年我二十一岁，刚从厂里下岗，没技术没文凭没对象，除了身上一百二十斤肉和一股子“老子不服”的倔劲儿，什么都没有。
义乌我是听说过的。我们镇上有个叫老周的人，前几年去义乌进过一批塑料盆回来卖，赚了不少钱，后来在县城开了个五金店，穿上了西装。镇上人说起他都竖大拇指，说他“有眼光”、“敢闯”。我妈每次听人提老周，都要叹一口气，那口气里满是“你怎么就不是老周”的遗憾。
我决定当一回老周。
去义乌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妈给我煮了十个鸡蛋，用旧报纸一个一个包好，装进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。她没多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“火车上别跟陌生人说话”，然后转身去厨房把碗洗了三遍，洗得每个碗都能照见人影。她站在水池前，水龙头哗哗地响，她的肩膀微微塌着，像一座被风化了很多年的山。我知道她不是不担心，是不敢说，怕说了我心慌，怕说了我改主意，怕说了我这一辈子就真在水泥厂门口蹲着了。
绿皮火车从我们县城到义乌，要走将近二十个小时。我买的硬座，没座号，上车的时候车厢里已经塞满了人，过道上堆着蛇皮袋和编织筐，空气里混着泡面味、汗臭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闷。我找了个角落把帆布包垫在屁股底下坐着，膝盖顶着对面一个大叔的编织袋，袋子里的活物时不时动一下，大概是鸡或者鸭。
火车晃晃悠悠地开着，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，又从丘陵变成一片一片的农田和村庄。我靠在车厢壁上，半睡半醒，脑子里反复想着那几个数字——500块本钱，一双袜子进价大概几毛钱，卖一块到一块五，一天卖多少双能把本钱赚回来？一个月卖多少双能把二叔的钱还上？我掰着手指头算了一遍又一遍，算到最后整个人都迷糊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到义乌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，天还没亮。火车站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了，操着各种我听不懂的口音，扛着大包小包，行色匆匆。我攥紧帆布包的带子，跟着人流往外走。广场上有拉客的摩的、有卖茶叶蛋的、有举着牌子找人的，各种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锅煮沸了的杂粮粥。
我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招待所，一晚上五块钱，六人间，上下铺，被子上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，像潮湿的麦秸垛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把帆布包塞在枕头底下，衣服没脱就睡了过去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小商品市场。
那年头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跟现在没法比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光鲜亮丽的店面，就是一大片棚子搭起来的摊位，一个挨一个，密密麻麻的，像蜂巢。卖什么的都有——纽扣、拉链、头花、袜子、手套、毛巾、塑料玩具、陶瓷摆件，琳琅满目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摊主们扯着嗓子吆喝，买货的人拎着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在里面钻来钻去，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嗡嗡的，像一万只蜜蜂同时扇动翅膀。
我在袜子区转了好几圈，一家一家地看、一家一家地比。有的摊位卖的是涤纶袜，便宜，一双进价三毛钱，但手感粗糙，摸上去像砂纸。有的摊位卖的是棉混纺袜，贵一些，进价要六毛到八毛，但摸上去软和，颜色也正。我在一个摊位前蹲下来，拿起一双棉混纺的男袜看了很久，翻来覆地看它的针脚、袜口、脚尖的缝合处。
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烫着一头卷发，嘴唇涂得红红的，笑起来声音很亮。她看我蹲在那里翻来覆去地看那双袜子，就知道是个生手。
“小伙子，第一次来进货吧？”她操着一口带着浓重义乌口音的普通话，声音不大但语速很快。
“嗯。”
“你放心，我这儿的货都是出口转内销的，质量你随便验，拿打火机烧一下就知道，纯棉的烧起来是灰，涤纶的烧起来是疙瘩。”她从摊子下面摸出一个打火机，啪地打着，火苗蹿起来老高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
我被她这个动作吓了一跳，赶紧摆摆手说不用不用。我信她。
我进了五百双袜子。男袜女袜都有，男的多一些，深灰、藏青、黑色为主；女的少一些，选了肉色、白色和浅灰。棉混纺的进价六毛五一双，总共花了三百多块钱，剩下的一百多我进了一些头花和发卡，心想摆摊不能只卖袜子，得有个搭配。
五百双袜子，三个大编织袋，每个袋子都有半人高。我把它们捆在从招待所借来的一辆破旧三轮车上，从义乌骑到火车站，骑了将近一个小时。三轮车的链条咯咯地响，车把歪的，我得一直用劲把它往右边拽才能走直线。三伏天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，后背的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，盐霜一圈一圈地印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上，像地图上的等高线。
回去的火车上，三个编织袋占了我一个人的位置，还被周围的乘客翻了好几个白眼。我把它们码在座位底下，腿没处伸，就那么蜷着坐了二十个小时。中途想上厕所，得先把袋子一个一个拽出来，上完了再一个一个塞回去，来回一趟累得气喘吁吁。
可我不觉得苦。我觉得这三个袋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，是我翻身的第一块砖。火车过隧道的时候，车厢里骤然暗下来，我摸黑把手伸进编织袋里，指尖触到那些袜子柔软的纹理，心里忽然踏实了。那种踏实不是“有饭吃”的踏实，是“有条路走”的踏实——前面是黑的，但你脚下踩着东西，你知道你没悬空，你知道你在往前走，这就够了。
回到家，我妈看到那三大编织袋袜子，愣了好一会儿。
“这么多，卖得完吗？”她蹲下来摸了摸那些袜子，像在摸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她的手指粗糙，指甲缝里还有水泥灰——她在镇上的建材店帮人搬水泥，一袋一百斤，搬一袋挣两毛钱。
“卖得完。”
她没有再问，站起来去厨房给我下面条。面条端上来的时候，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，蛋黄是溏心的，用筷子一戳，金黄色的液体慢慢流出来，渗进面条里。她把蛋给我了，她自己碗里没有。那时候鸡蛋贵，她舍不得吃。
我在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门口租了一个摊位。说是摊位，其实就是地上画的一个框，一米五见方，一个月租金六十块。没有棚子，没有桌子，没有凳子，晴天晒着，雨天淋着。我去找了块旧门板，用砖头垫起来当桌子，又从家里带了两把折叠椅。一块硬纸板用毛笔写了几个字——“纯棉袜子，一元一双，质量保证，假一罚十”，用绳子拴在门板前面，风一吹就歪，歪了我就去扶正。
第一天开张，我起得特别早。凌晨四点半就到了市场门口，天还黑着，市场的铁栅栏门锁着，我蹲在门口等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初秋的早晨凉飕飕的，露水打湿了鞋面，我缩着脖子，把外套裹紧，两只手插在袖管里，像个流浪汉。
门开了以后，我把门板摆好，袜子按颜色分类一排一排地码上去。男袜在左边，女袜在右边，头花和发卡摆在最前面当点缀。码完以后退后两步看了看，觉得不够整齐，又蹲下来重新码了一遍。
天慢慢亮了，市场里的人越来越多。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调料的，一个接一个地支起摊子，开始了一天的吆喝。我坐在折叠椅上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脸上挂着提前演练过无数遍的笑容，等着第一个顾客光临。
第一个顾客是八点多来的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穿着碎花衬衫，手里挎着一个菜篮子，篮子里装着几根芹菜和一块豆腐。她在我的摊位前停下来，弯腰看了一眼那些袜子，然后直起身走了。前后不超过五秒钟。
第二个顾客是个老头，六十多岁，戴着草帽，背着手，像逛公园一样慢慢悠悠地走过来。他在我摊位前站了一会儿，拿起一双深灰色的男袜，翻过来看了看里面，又翻回去看了看外面。
“多少钱一双？”
“一块。”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大，大得有点突兀，像在跟谁吵架。
老头看了我一眼，把袜子放下，走了。
那“放”的动作很轻，但在我心里重得像一记闷锤。他把袜子放下的那一瞬间，我听到自己心脏“咚”地响了一声，像有人在我胸腔里敲了一下钟。我脸上的笑容没有收回来，但嘴角的弧度已经不那么自然了。
一上午，问了价的顾客大概有七八个，真正掏钱买的，一个都没有。有人嫌贵，说“地摊货还卖一块”；有人嫌不是纯棉的，拿打火机烧了一根线头，烧完说“你看，有疙瘩，不是纯棉”；有人说“我先去转转，回头再来”，然后再也没有回头。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我已经有点坐不住了。旁边卖炸串的大姐看我可怜，递了一串炸年糕给我，说“小伙子，别急，第一天都这样”。我接过来咬了一口，年糕炸得外酥里嫩，刷了一层甜辣酱，好吃得要命。可那口年糕卡在嗓子眼里，半天咽不下去。
下午一点多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顾客来了。
一个年轻姑娘，扎着马尾辫，穿着白色连衣裙，看起来像是县城里的上班族。她在我的摊位前蹲下来，挑了很久，拿起一双肉色女袜对着阳光看了看针脚，又摸了摸袜口的松紧。
“有没有再薄一点的？夏天穿的，这种太厚了。”
“今天只有这种，要不你明天来，我明天去进薄款的。”
她没说明天来不来，挑了两双女袜、一双男袜，一共三双。她从钱包里掏出三张一块钱的纸币递给我，我把钱接过来的时候手是抖的。不是冷，是激动。
三块钱。我接过那三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，捏在手心里，感觉那三张纸比三块金砖还重。那三块钱上有人手的温度，还带着年轻姑娘钱包里脂粉的香气，可在我手心里，它们是烫的，像刚从炉子里夹出来的铁，烫得我想哭。
我把那三张钱展开、抚平，叠在一起，夹进一本旧书里。那本书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是我爸以前订的《半月谈》，一九八七年的，纸页已经发黄发脆。我把钱夹在第三十六页和三十七页之间，那一页正好有一篇关于“改革开放与个体经济”的文章。我盯着那行标题看了很久，觉得这也许是一种巧合，也许不是。
第一天，卖出三双袜子。营业额三块钱。
收摊的时候，旁边的卖菜大叔问我卖了多少钱，我说三块。他“唉”了一声，那个语气里有同情也有劝退。我没吭声，把袜子一双一双地收进编织袋里，把门板扛回家，把折叠椅折好靠在墙角。我妈问我今天咋样，我说还行。她没再问，去厨房端饭。那天晚上的菜是一盘炒青菜和一碗鸡蛋汤，鸡蛋汤里的蛋花比平时多了一些，不知道是不是特意为我多放的。
第二天，我换了地方。
市场门口那条街人流量是大，但卖袜子的小摊也多，竞争激烈。我骑着那辆借来的破三轮，在县城里转了大半天，最后选在了南门桥头。那里是城乡结合部的交通要道，附近有几个村子，村民进城都要经过这座桥。桥头有一棵大榕树，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，下面有一小片阴凉地。我把摊子支在榕树下面，树影斑驳地落在那些袜子上，花的白的灰的，像洒了一层碎银子。
第二天卖了七双。营业额七块钱。
第三天卖了五双。
第一周，平均每天六七双。
我妈开始着急了。她没明说，但她每天晚上都会问我“今天卖了多少”，我报完数字以后她就不说话了，沉默地收拾碗筷。那个沉默比任何唠叨都让人难受，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，白天压着，晚上翻个身它还压着。我知道她在算账——一双袜子进价六毛五，卖一块，毛利三毛五。一天卖六双，毛利两块一。一个月卖下来，毛利六十多块钱。刨掉摊位费、交通费、吃饭的钱，别说还二叔那五百块了，连自己都养不活。
我也着急。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慌。我在厂里下岗的时候都没慌，现在更不能慌。
第八天，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。
来买袜子的顾客，大部分是女性。她们挑袜子的时候，不光是看价格，还很在意颜色和款式。我那批货里女袜的颜色太少了，只有肉色、白色和浅灰，而且都是普通款，没有花边、没有图案、没有任何装饰。有的年轻姑娘在我摊位前翻了半天，最后摇摇头走了，说“不好看”。
我又去了一趟义乌。
这回我没进那么多货，只带了二百块钱，专门进了一批女袜。花边的、蕾丝边的、带小蝴蝶结的、印小碎花的，各种颜色——豆沙粉、雾霾蓝、姜黄、墨绿，都是当时流行的颜色。进价比普通款贵一些，一双要八毛到九毛，但我觉得值。
这批货到的时候，我妈正好在家。她把那些花袜子从袋子里倒出来，铺了一床，花花绿绿的，像打翻了一个颜料盒。她拿起一双豆沙粉的花边袜看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个好看，我也想要一双。”
我给了她两双。她没舍得穿，叠得方方正正的，压在了衣柜最底层。
这批花袜子成了转折点。
第十一天，营业额突破了二十块。
第十五天，卖了将近四十双袜子，加上一些头花和发卡，营业额五十二块钱。那天收摊的时候，我坐在三轮车上，把那天的营业额数了三遍。五十二块。五十二块啊。我咧着嘴笑，像个傻子一样骑着三轮车在县城的大街上转了一圈，风把头发吹得竖起来，凉飕飕的，但我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是热的。
第二十天，附近一个村的妇女主任来找我，说她们村要搞一个“三八”节活动，要给村里的妇女发纪念品，问我的袜子能不能批发。我说能。她要了两百双，一块钱一双，不讲价，不还价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两百块钱到手的时候，我的手又不争气地抖了。
第二十五天，我已经在桥头那一带有了点小名气。附近的村民管我叫“袜子小王”，说我的袜子质量好、价格公道、人不滑头。有人专门从隔壁乡镇骑车过来买，说“听我姐说你这里的袜子好穿”。一个陌生人因为另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而找到我、信任我，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可能性。
第二十八天，我把二叔那五百块钱还了。提前两个月。
二叔接过那沓钱的时候愣了一下，问我挣到钱了？我说挣到了。他问我挣了多少，我说没细算。他从那沓钱里抽出一张五十的塞回给我，说“拿着，给你妈买件新衣服”。我没要，他又塞，我躲开了，最后他把那张五十的放在我家门口的鞋柜上，走了。那张钱在那儿放了一整天，我妈回来看到以后哭了一场，哭完了把钱拿起来叠好，压在全家福相框的背面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，也许是觉得日子终于有点盼头了，也许是觉得儿子终于长大了。
第二十九天，我的摊位从桥头的大榕树下搬到了市场里。租了一个固定的档口，不是地上画框的那种，是有雨棚、有柜台、有招牌的那种。招牌是我自己设计的——“小王袜子行”，五个大字，红底黄字，用油漆写在木板上，挂在档口最显眼的位置。挂上去的那一刻，我退后几步看了又看，觉得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招牌。
第三十天。
那天的事，我记了三十多年，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天是周末，人比平时多。上午九点多，市场里已经热闹起来了。我正在给一个老太太介绍一款加厚冬袜，档口外面忽然来了好几个人，男女都有，穿着打扮不像本地人，操着一口南方口音。其中一个中年男人走到我的档口前，拿起一双男袜看了看，又拿起一双女袜看了看。
“老板，这批货你从哪儿进的？”他问我。
我迟疑了一下，没直接回答。那时候做生意的人都懂得“进货渠道不外泄”的规矩。
那男人看我不说话，笑了一下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印着“义乌市某针织有限公司”一行字，下面是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。那个名字我现在还记得——姓郑，叫郑德明，是那家公司的销售经理。
“我们公司主要做出口，这批货是出口转内销的尾单，质量没问题，但你进的这批其实是去年的老款。”他把袜子放在柜台上，手指点了点袜口的松紧带，“新款这边是双针锁边，你这个还是单针，穿久了容易松。”
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袜子还有这么多讲究。我跟他聊了大概半个小时，他问了我进多少货、从哪里进的、进价多少、卖价多少、每天的营业额多少。我一个一个地如实回答，像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手心全是汗。
听完以后，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大脑一片空白的话。
“你愿不愿意做我们公司在你们省的代理？”
我没听懂什么叫“代理”。
他解释了一遍——就是由他公司直接供货，不是尾单，不是处理品，是正品。款式由他公司提供，我负责选；价格比我从市场上进的便宜百分之十五到二十；他公司可以给我三个月的账期，先拿货后付款；如果我愿意，他还可以帮我联系周边的几个县城，发展下级经销商。
我张着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“你这个小伙子实在，”郑经理说，“我在义乌市场见过你，你进那批花袜子的时候我在旁边的摊位。你每双袜子都翻过来看针脚，讨价还价的时候一分钱都不让，但最后付钱的时候多给了摊主一块钱——你说你翻乱了人家的码，耽误了人家做生意。”
那天我确实多给了一块钱。我记得那个摊主的眼神，从“嫌我烦”变成“这人还行”不过一秒钟。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觉得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。我没想到，那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，被旁边一位同样来进货的陌生人看在了眼里、记在了心里，并在二十多天后，带着一个足以改变我一生的决定，专程从义乌找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小县城。
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我把郑经理的名片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不下二十遍，借着路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好像怕那些字会自己跑掉似的。名片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，可在我眼里，那就是一扇门的钥匙。门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把门推开，前面就不是死胡同了。
第三十天的营业额不算太高，但那天之后的一切，都变得不一样了。
我和郑经理的公司签了代理合同，合同是手写的，一式两份，我的那份至今还锁在老家的抽屉里。纸已经发黄了，边角虫蛀了几个小洞，可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是当年的印记。第一批货到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卸了三十多箱袜子，搬完以后瘫坐在仓库的水泥地上，靠着那些纸箱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仓库里弥漫着新棉花的味道和新纸箱的胶水味，头顶的白炽灯嗡嗡地响，灯泡上落了一层灰，光线不是很亮，但照在那三十多个整整齐齐码着的纸箱上，每一箱上都印着“小王袜子行”几个字。
我的眼眶忽然湿了。
不是因为累。是因为我想起三十天前，我蹲在上海火车站——不，是在我们县城那个农贸市场门口，守着那三双袜子和三块钱，心里没底，但步子没停。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，一个没有文凭、没有背景、没有家底的普通人，在二十一岁那年做了一个在别人看来“脑子进水”的决定。我以为我在赌一个赚钱的机会，后来才明白，我赌的不过是一个朴素至极的道理——你只管把东西做好，把人做好，老天自会给你出路。
这不是什么鸡汤，这是我用三十天的时间、用自己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条路。
那三十天，是我这辈子最穷的日子，也是我这一生最富有的日子。
因为从那里开始，我学会了三件事——挑货要挑对的，不是挑贵的；做人要做实的，不是做滑的；做生意要做心的，不是做嘴的。
这三件事，用了我三十年，还没做完。
但它们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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